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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作为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的先期活动，“2008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在天津大剧院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本届论坛首次采用免费论坛的形式，因此吸引了大量与会者参加，会场内座无虚席，过道加满座椅，台阶上也有大量新闻媒体和参展商席地而坐。

　　论坛首先由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致欢迎词，她代表天津市欢迎国内外出版业的人士来天津参会。天津市是除北京外，首个举办图博会的城市，天津市委市政府对此次活动高度重视，展馆周边、主要街道、机场、火车站，几乎处处可以嗅到图博会的气息。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作了本次论坛的主题演讲，他向业内外朋友宣布了本次论坛的主题“国际出版合作新趋势”，并介绍了中国出版行业开展国际间合作的历史、现状与方向。阎晓宏说，中国出版业的国际间合作始于改革开放，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回溯历史，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合作经历了一个“从零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如今，中国已经由刚刚加入国际性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时全国每年引进版权不到10种，发展到现在单一大型出版机构每年引进版权上百种的规模，也因此吸引了一些有远见的国际出版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很多中国出版物进入了国际市场。

　　但是，阎晓宏也指出，在国际出版竞争中，中国的出版业总体上仍然处于弱势。国际间合作中，我国与合作方的实力并不均等，输出与引进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我国的专业化进程也远远落后于出版业发达国家。

　　然而，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合作是具有潜在机遇的，因为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有利于合作的深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国际上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受众群体。阎晓宏介绍说，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优秀作品出版；坚持市场原则，加快培养市场主体；同时注重作品内容的选择以及高新技术的利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效显著，“中间人”机构的队伍建设正在加快，国际间的合作也已经开展在包括电子媒体在内的多个领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冰在演讲中提到，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中国的出版界开始注重邀请国外的出版专家参与面向国际市场的出版业务，国外的出版机构也开始邀请中国的专家参与中国主题的图书出版业务。“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7年聘请了10位资深国外出版人士担任顾问，今后的人数和规模还将不断扩大。

　　当有记者问及，现在聘请的这些专家中大多数是出版经理人士而非资深编辑专家，是否会考虑在今后的外聘专家时向编辑行业倾斜时，李冰表示，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过一段时间将会有大举动出台，但具体内容暂时无法透露。他同时说，对于这些专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并不享有独聘权，因此也鼓励更多的出版社聘请外国专家，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出版社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了。

　　第一位发言的外籍嘉宾是本届图博会主宾国承办方、希腊国家图书中心主席帕特罗斯马可瑞斯（Petros Markaris），他向听众介绍了希腊出版行业的情况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情况。

　　过去的20年里，希腊图书的出版种类增长了3倍，由每年3000种上涨到1万种左右。图书种类也由最初的以文学、艺术为主逐渐拓展到科技、历史等领域。希腊的出版机构以规模较小的出版社为主，但近年来有集团化的趋势。希腊也引进了一些中国图书，主要以文学和历史类为主，占总进口数量的6.5%。

　　在谈到希腊国际图书中心在希腊出版行业中的作用时，马可瑞斯表示，中心一直致力于尽最大努力扩大希腊的读者群，以便增加希腊的图书消费，近年来中心取得的成绩也得益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中心设有市场研究机构，能够及时对市场发展的趋势作出判断。当然，中国读物也是其研究的对象。

　　马可瑞斯说，当前与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不是文化差异，因为希腊读者有了解他国文化的愿望。相反，市场政策和战略才是制约合作的根本，任何的国际合作都需要政策和战略来支撑。

　　中国是上一届希腊萨洛尼卡国际书展的主宾国，仅仅诞生5年的萨洛尼卡国际书展一届比一届成功，并且跻身于世界重要国际书展的行列。马可瑞斯说，国际书展促使国际间的出版合作更加紧密，他认为2010年将是希腊国际出版合作的高峰。

　　细心人也许会注意到，在本届论坛中也存在着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朋义在题为《国际出版合作新趋势：地球村的时代正在到来》的演讲中，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中国出版业国际合作的实绩。李朋义曾经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参与了多种涉外版权贸易活动。他认为，到21世纪初，我国版权合作尚且停留在单项引进这一不平衡阶段，但是引进输出比已由最高时的15：1下降到4：1。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以首付1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全球英文版权，成为我国单本图书版权输出费用最高的一部。

　　李朋义说，项目合作是除了版权合作之外另一重要形式，其本质就是共同投资、共同获利。目前，这种合作的模式也由具体项目的战术合作向全面战略合作转变。外研社在2000年与麦克米伦公司合作的《新标准英语》就是项目合作不断深化的典型案例，如今双方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有记者问到如何平衡中国出版集团与老东家外研社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矛盾时，李朋义称其问题尖锐。

　　客观地说，外研社和其集团下属的商务印书馆都处于双语辞书的领导地位。李朋义说两家就好比自己的“婆家”和“娘家”，自己会在竞争中寻找共赢的合作模式。这令人不禁联想到几年前出现在市场上的英汉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本是商务印书馆的主打产品，但面世的双语版本则有外研社出版。也许正像李朋义演讲中说的：“奥运会开幕式，孔子三千弟子同呼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地球村内，合作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另外一种合作形式是资本合作，李朋义形容中国出版公司正在分“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三步走出国际合作之路。也就是从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渠道开拓海外市场，到同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出版机构，再到有可能购买一些海外中小型出版机构。当谈到所谓“买船出海”时他说，9月1日中国出版集团将挂牌成立中国出版国际公司（CPG International），这将成为中国出版集团由“造船”向“买船”跨越的标志。他同时强调，目前一切尚只停留在“有可能”的阶段，不过中国出版集团在几年内上市融资的可能性很大。

　　李朋义最后得出结论，“走出去”的重要标志是盈利成为出版事业的第一位，而文化交流则会随着盈利的实现而实现。

　　然而对于类似的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潘仕勋（Stephen Bourne）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一方面，他认为做生意的本质时“经营关系”，不考虑他人的商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依然坚持这种经营理念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这与李朋义的观点一致。

　　任职一家教育出版社，潘仕勋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专业领域的内容供应，而非技术层面，因此剑桥与世界知名的软硬件供应商组成的许多成功的合资公司，生产高科技的出版物产品。比如剑桥日立、剑桥奥贝肯（Obeikan，沙特阿拉伯），以及与谷歌图书搜索、加拿大智能公司（SMART Technologies）的合作。

　　然而，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虽然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和工具书出版在全球领先，但潘仕勋却认为，“希望达成某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司似乎完全不能理解一家出版社的主要宗旨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知识这一理念。对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来说，其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但我们不是这样。”这虽然与李朋义的理念有所区别，但也许这就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间以及不同性质的出版公司间差异的反映。

　　发言的最后，潘仕勋饱含感情地说：“中国是剑桥的一个家。当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灾害的时候，我和同事们想，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四川做些什么？于是剑桥在全世界各地的机构共为汶川募集捐款400万元人民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出版的国际合作已经有了“三十功名”，中国出版物国际合作之旅何止区区“八千里路”？有功名和成就，当然也有艰辛和坎坷，但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