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郝斌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2月28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美术》杂志社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隆重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罗成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文，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刘健，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杨力舟，中国壁画学会名誉会长侯一民，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杜滋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胡伟、梁江，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李翔，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一级美术师谢志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张祖英，北京画院副院长袁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宏建、孙为民、王颖生、毕建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爱国，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于小冬，武警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苗再新，武警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邵亚川，《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美术编辑室主编邵建武和长城画院常务副院长邹立颖等领导、美术家和理论家应邀出席了会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苏新平、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孔紫等提交了书面发言。座谈会由《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

与会美术家重温《讲话》精神，深情回顾了《讲话》对于延安美术和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深入探讨了《讲话》精神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艺术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如何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理解“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以及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座谈会还举行了由中国美协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写生创作活动启动仪式。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中国美协于今年成立了三个采风写生团：“浩瀚草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大美四川——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和“首届西部少数民族美术人才高研班采风团”。启动仪式向即将奔赴青藏高原、川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采风写生团颁授团旗，以正式启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采风写生创作活动。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领会《讲话》精神

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是摆在当前所有美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经典文献之一，《讲话》深刻的精神内涵、历史价值、哲学价值、美学价值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讲话》的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冯远指出，《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生动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思想理念。今天，时代发展了，文化建设的任务、目标发生了变化，但是《讲话》中关于文化建设、文艺思想体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方法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强调，重温《讲话》精神，促进美术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担使命，就要秉持崇高的文化追求，在弘扬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带头作用；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在贴近群众、反映群众、服务群众上发挥带头作用；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在推进文化创新上发挥带头作用；强化精品意识，在生产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上发挥带头作用；坚持崇德敬业，在恪守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发挥带头作用。杜滋龄依据自身多年的美术创作和实践，认为今天回顾《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文艺方向，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是为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向云驹从党史的角度出发，谈到了《讲话》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他指出，《讲话》的发表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篇系统、全面的文艺论述，也是建党21年后，党的文艺工作的阶段性理论总结，这个总结不仅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工作的需要，也是此后党在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各个方面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讲话》树立了我们党又一个传统，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高度重视文艺的根本问题，高度重视文艺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高度重视文艺批评、尊重文艺规律、用文艺的方式开展文艺的工作。张晓凌则谈到了《讲话》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认为《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经典文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结和弘扬，系统、全面地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文艺标准的问题以及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对我们当下也有深刻指导意义。梁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关注到《讲话》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问题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转折意义，他认为《讲话》不只是历史文献，实际是标志着中国艺术现代性性质的新质，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活态的、有生命力的，是对当下是有指导意义的，并标志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新文艺的开端。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讲话》的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也自然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杨力舟指出，毛泽东在70年前对文学艺术根本原则、社会功能、创作方法的完整论述是唯物主义的经典文献，是依据中国现实需要而尊崇规律的科学总结，富有永恒的价值。毛泽东主张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艺术内容决定艺术形式，艺术内容必须依赖特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这既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则，也是艺术品评的标准。在强调艺术本体论的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不可含糊的准则。此外，他还肯定了《讲话》中关于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论断，但强调关键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去执行和发展，并给青年一辈传承《讲话》精神。薛永年谈到，《讲话》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理论体系指明了道路，不仅从社会学视野，而且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角度深刻提出了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从艺术本体、艺术规律的视角精辟回答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严格区分并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源”与“流”，指出“生活是艺术创作唯一的源泉”，也明确指出艺术高于生活的本质，使大家懂得艺术创作必然是对生活的开采与冶炼，因此只有从“源”的意义上重视“流”，才能不忽视且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经验，使艺术创新由粗糙到精致。王宏建则着重探讨了《讲话》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指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经典文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始终存在。他通过对《讲话》中艺术与受众、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艺术受众与功能四个方面的分析，认为《讲话》建立了人类新型的艺术形态，提出了艺术的源泉是生活这样一个深刻的美学问题；《讲话》的精神不仅仅是文艺方针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因此《讲话》是有长久生命力的。

此外，关于我们今天看待和审视《讲话》的方式，苏新平谈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和学习《讲话》精神，一方面要破除对于《讲话》精神的僵化思维，因为这种教条化、标语化的简单理解往往违背了《讲话》精神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要还原历史情境，在历史情境中思考毛泽东在处理文艺与社会间的关系时所想表达的最为本质的含义。《讲话》很好地把握了历史规律和中国现实，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正是这种对于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二、《讲话》奠定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确立人民当家作主，开展火热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而巨大的宣传作用。

《讲话》的发表直接推动了延安木刻的发展，使得延安木刻获得了质的飞跃，促进了一大批著名版画家和版画作品的涌现。如江丰的《念书好》、古元的《减租会》、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力群的《丰衣足食图》、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不仅真实反映了当时的革命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杰出的人物形象，劳动人民成为了画面的主人，与此前的美术迥然有别，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性变革，亦对新中国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江丰在《解放区的美术工作》中指出的，在《讲话》确立的原则精神指引下，解放区的美术工作从整体上获得了很大推进。除了卓越的木刻成就之外，画报、新年画、连环画、新洋片、墙画、对敌宣传的传单画、街头展览等直接为中国革命和工农兵服务的美术工作，也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并由于它活动普遍，参加工作者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讲话》和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获得了新的土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成就，表现革命斗争，表现民族团结，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创作出一大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创作方法。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和“百家齐鸣”，是对《讲话》精神的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为继续推进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党又适时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指明了方向。2011年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展望文化发展的前景，恰逢其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亦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毋庸置疑，《讲话》对解放区美术和新中国美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这一影响鲜明地体现在推进中国美术转向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和对民族风格的探索等方面，这一重大转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归因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重要精神的指引。吴长江认为，正是这一基本精神引领，建构了新中国文艺特别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根基。他还指出，延安版画世界闻名，在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出版的专项纪念集、画册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经典的中国美术作品。它们吸收了陕北民间艺术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方式，从“阴阳脸”转变为线刻，实际上却是中国木刻艺术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转折，如古元的《打场》《乡政府》，不仅真实地表现出了解放区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且贴切地表达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所以，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侯一民根据自已的革命经历，认为这一基本精神不仅具有进步色彩，而且也是很前卫的观念。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的思想使我们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产生了延安木刻、产生了古元；在新的条件下，又使中国画的改造面向人民生活，面向民族题材的丰富内容，使革命历史画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原本很多不被重视的民间的东西——年画、连环画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的木刻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我说它前卫，因为我觉得它是新的，绝不是像有些人把它看成是落后的，只是简单的为政治的口号。”胡伟谈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美术创作的具体路径。他认为，《讲话》发表之后，率先在延安的文艺创作中反映出新变化，美术家们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如古元、彦涵、力群等延安版画家的作品，表现了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和生活，反映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入民心的精神感召力。这也提醒着我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必须要深刻关切当下的生活。

《讲话》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美术创作方面，也表现在美术教育方面。王颖生根据自己在中央美院多年的学习和教学经验指出：“上世纪50年代初，江丰、古元、罗工柳等延安来的美术家们的文艺创作方法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美院的前辈美术家通过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途径，取得很多重要的艺术成果，而且把这些宝贵经验凝结在教学中，以社会考察和下乡写生实践课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很多优秀美术家，创作了大量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艾中信《红军过雪山》、罗工柳《地道战》、叶浅予《各族人民大团结》、董希文《开国大典》、王式廓《血衣》、冯法祀《刘胡兰》、侯一民《青年地下工作者》、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靳尚谊《十二月会议》、杜健《激流中勇进》和李可染《万山红遍》等；‘文革’后，又涌现出一批关注人民生活、深入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孙景波的《阿佤山人》、克里木·纳赛尔丁的《麦西来甫·欢乐之夜》、李少文《九歌图》、刘大为的《布里亚特婚礼》、杨力舟和王迎春的《黄河在咆哮》等，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绘画潮流。”

此外，张晓凌还重点谈到了现有艺术史写作对《讲话》指导下的中国美术变革评价不高的问题，他指出在《讲话》指导下，70年来，中国美术开创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艺术形态。如新中国画的改造问题、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也都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曾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探索，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现有的艺术史写作中却都对此评价不高，这可能和艺术史家的史学观和艺术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最后，他提出我们对抗战以来新中国文艺的现代性的探索必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尤其在今年我们学习《讲话》的时候。

三、《讲话》仍然是今天艺术创作的真谛

《讲话》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文献，对当代美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讲话》的启示意义首先体现在当代美术创作对《讲话》基本精神的回归，即美术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宗旨，这一宗旨又要求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推动美术创作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引领下，在党中央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重温《讲话》对于鼓励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为指出：“《讲话》是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经典文献、指路明灯和创作宗旨，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化艺术工作者在不同时期，关注时代，贴近现实，表现生活，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我们始终认为《讲话》仍然是今天艺术创作的真谛，仍然是今天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值得永远践行的座右铭，并且对今天的中国美术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他还强调中国美协将始终坚持党的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鼓励支持美术家深入生活，并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美术展览活动，推出新人，推出精品力作，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学习、践行《讲话》精神，推动我国美术的大发展大繁荣。马书林认为，重温《讲话》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而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是当今时代能否产生优秀作品的根本。美术作品就是要为人民大众创造真、善、美，反映真实、真情、真理，表现人生的真谛，传达美德、善德，表现人的尊严、人的理解、人的关爱，为社会积善扬德、构建和谐，要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以作品带给人民以美的享受、精神愉悦。刘健重点谈到《讲话》精神启迪了美术家在美术创作中要将对人民的感情建立在人文情怀的基础之上，要切切实实地从人民艺术的角度出发，对生活要实实在在地记录，对眼前要实实在在地关注；另外，较之当年革命文艺家无条件、无功利地承担革命文艺创作的自觉责任，我们美术家应该将这种创作的真诚继承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化政策的宽松、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及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当代美术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进入新世纪，艺术市场不断扩大，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繁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巧复杂、作品量大、活动频繁，但同时，美术界中的浮躁作风也不容小觑，部分美术作品脱离社会生活。面对当前美术界中的各种现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苗再新谈到：“以中国画的创作为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急功近利者有之，不择手段炒作者有之，而真正坚守信念、潜心艺术、认真创作的艺术家少了，真正来自生活、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作品少了，内涵深刻、艺术上乘的精品力作则更如凤毛麟角。”吴为山认为当前美术界问题的产生显然源自缺乏生活、缺乏真情所致。他指出，我们今天学习《讲话》，不是仅仅纪念《讲话》发表多少年，也不是仅仅将《讲话》当作历史文献，而是要让这一哲学思想成为我们精神的源泉，融入到我们创作的灵魂中，还要让年轻一代学习。张祖英建议今天的美术界应当将抓“提高”作为我们主要关注点，以此来引导社会的精神走向，反对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邵建武还提到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的学术缺席问题，不仅干扰着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势必、或者说已经对美术界、书法界、史论界产生不良影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苏新平认为，《讲话》精神正提示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肩上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他谈到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各种价值评判标准介入中国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这既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的成绩，也是我们所面对的新语境。文艺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一样，进入了深水区，如同《讲话》产生的背景一样，我们正面临着种种思想的矛盾和困惑，这种复杂性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否对社会发展和美术创作有一个清醒而独立的认识，年轻一代能否有正确和健康的思想引导也取决于我们怎样真实面对，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毕建勋谈到，《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今天的有些艺术已经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传统”、“当代”、“学术”、“市场”等诉求以及许多非艺术的欲望中迷失了根本。杨飞云也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大方向，也要百花齐放，但必须是“花”；百家争鸣，也必须是“家”，这关于品质和水平问题。学习《讲话》有助于我们的艺术创作具有这样的品质和水平。

李翔重点谈到了军队美术创作对《讲话》精神的贯彻和对中国当代美术的贡献，他认为，军队美术创作始终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最高艺术追求，自觉承载着国家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崇高理念，彰显出军事美术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军队美术工作者认真贯彻《讲话》精神、坚持“人民文艺为人民”的创作方向是密不可分的。邹立颖也谈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军事题材创作。他认为，学习《讲话》有助于更新创作观念，不应仅仅围绕或局限在军事题材里，把所有的美术创作跟军事挂钩或者要有军人，而是要拓展和突变军事题材的概念，要融合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里，要创新和表现大的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这样一方面拓宽了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道路，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发挥军旅美术作品在思想上的引领作用。他还强调为兵服务是军旅美术工作者的根本。

此外，与会的几位老艺术家也各自谈到了《讲话》对自已创作的影响和体会。谢志高谈到：“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成长起来的。沿着《讲话》精神的指引，几十年来，我创作了一系列主题性人物画作品。我的画，要让中国老百姓看得懂、能接受。我一向认为，占地球五分之一的十几亿人能够欣赏的艺术，让中国人拍手叫好的艺术，就是伟大的艺术。”袁武也谈到：“我始终认为一幅好的创作完成，应该具备三个基本元素：一是对所画内容熟悉，二是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良知，三是对题材的驾驭能力。一件做品创作出来，要代表一个画家的立场、追求，这包含着作者的艺术品格、思想品格和情愫倾向。艺术创作是精神劳动，是有思想使命的。我不反对艺术创作的多元化，但在我每每的作品创作中都竭力倾注我的情感和思想，都希望每一件精心之作有它的社会意义和广泛观众，使自己的画作既要打动受众的眼球，也要激动受众的心灵。这也许就是艺术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吧”。

四、写生是画家认识生活、表现现实的重要途径

在一个图像的时代，需不需要写生，怎样写生，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当下美术的发展。重温《讲话》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重要关系。薛永年指出，《讲话》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美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大众生活的经验，也极大推动了此后的美术教育和美术运动一直通过写生贴近生活、改变创作面貌的伟大历程。当今，美术博物馆蓬勃发展，国际美术交流丰富频繁，美术出版兴旺发达，文物美术市场活跃繁盛，都极大丰富了美术家接触古代和外国名作的机会；但为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只着眼于“流”的借鉴，而应该循“流”溯“源”，保持美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应继续坚持《讲话》精神的指引，通过写生、采风等途径深入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联系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去，才能不断地有饱含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问世。邵亚川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经验，指出深入生活出智慧、写生能画出品味，深入生活并不在于你走多远，而在于你对所关注的事物是否有深入的思考，面对照片进行创作让人苦恼，而直面写生则张弛有余、一挥而就；写生能画出感觉，恰到好处，这就是品位；纯粹学来的文化显得矫揉造作、肤浅，纯粹悟出来的文化虽不免粗俗生猛、手脚笨拙，可那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好看，打心眼里喜欢。李爱国也谈到了深入生活和写生的重要性，他谈到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离开了生活，艺术作品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便失去了生机，而写生则是记录生活、提炼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写生关注的往往是生活中最生动、最感人的某些事物、某个瞬间、某种形象，因此它最具鲜活的特质，最具强烈的情感，既是迈向优秀艺术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家才能最直接的体现，还是艺术家风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现代科技材料与科技手段不断发展的今天，写生愈发显示出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孔紫还谈到了一些画家依赖画册进行创作的问题。她说，深入生活的写生实践使她认识到从生活中有感而发，由“源”所创作出的作品，是经得住推敲，经得起艺术考量的；反之，单纯从画册中找灵感，由画册到创作，从“流”中硬搬模仿，是导致艺术创作枯竭的死胡同。

显然，远离生活、远离写生，将使创作走进死胡同。而关于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写生，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与会专家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杜滋龄指出：“作为一位美术工作者，更应不断地深入生活，到基层一线去倾听群众呼声，感受他们的生活，用画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画家创作的作品成功与否，是与画家本人修养和对生活的认识分不开的，关键是画家能否和群众的感情发生共鸣。这样，才能有带着热气、意境和情感的作品出现。再者，画家写生过程也是认识自然、了解人、记录人民生活的唯一手段。故此深入生活与写生是统一的一个手段和方法”。胡伟也谈到：“回顾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写生是体验和表现生活的利器法宝，它能够影响和改变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对生活原型的生动表达和艺术塑造。通过写生获得生活体验将创作素材转化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能够反映出生活本质和深刻内涵。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一直坚持‘深入生活’，为社会贡献了大量优秀作品，也成为国际美术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形式典范。”孙为民则根据自身的创作和教学经验重点谈到了如何处理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他说：“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大量地写生、记录、积累，既收集素材，又磨练技巧，为创作储备实力，否则创作不会有大的起色，技艺也不会精进。创作更多的是随心所欲和个人的兴趣、偏爱、追求，有时候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印象、一个感动、一个趣味的着迷。然后，把那种感觉变成一个结构、一个组合、一个气氛。在这个气氛里，一切人和物都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而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于生活，恰恰是在写生的直接体验到创作的转化而获得的。在创作中虚假编造，依赖、照抄照片以及图像化、概念化都使得写实绘画受到极大的损害。写实绘画只有走出这种困境，才能得到新的发展。”此外，与会专家还谈到了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的实践和体会。张祖英谈到了自己最近艺术写生和深入生活的体会，他说：“基于对当今油画发展的认识和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在在研究欧洲油画传统的同时，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和美学理念的融会，着力于创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国油画。因而，对艺术写生又有进一步的要求，要更注重艺术家个人精神世界的导入，加强对生存环境的领悟和主观感受。”于小冬谈到自己的切身经历践行了《讲话》里倡导的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过程，在西藏生活的13年时间里，在火热的充满激情的西藏艰苦岁月里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历险经验，持续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生活体验，用生命感悟了“深入生活”的真正含义。孙景波也根据自己的写生教学实践，肯定了写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以及写生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他谈到2000年与杜建老师共同带领的中央美院油画、壁画系研究生进行的“走进大西北”的社会考察之旅。在这次考察中，师生们切实接触到各省会城市建设风貌，更贴近看到其间生活着的工、农、兵、学、商、牧和与改革大潮同步发展的少数民族生活现实，并用录像、录音、笔记、素描、油画写生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考察采访，激荡着师生们的创作欲望。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西北纪实作品汇报展”，展出了丰富的考察和创作成果，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通过这次实践活动，他感受到写生最重要的是要走进去，走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的“唯一源泉”中去，那是一个艺术家树立艺术人生观的熔炉，是艺术创作思想联系时代精神的根本。

吴长江最后指出，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在胡锦涛总书记寄语全国文艺家的大背景下再读《讲话》内容，重温《讲话》精神，不仅有利于文艺理论成果与当代创作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而且有利于中国当代美术事业的不断稳步向前推进。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国际影响持续攀升、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城市发展突飞猛进、新农村建设一日千里，科技创新佳绩频传、国防事业日新月异，物质生活稳步提高、精神文化丰富多彩……这一切，不但构成了我们当代生活的宏伟背景，更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为全国美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美协的各项工作，也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全国美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顺利开展的。这几年，中国美协组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美术家写生活动，是一种普遍的号召。希望美术家重视写生，走出画室，走出自己的小空间，走进社会的大空间，关注今天中国的巨大发展。美术创作是为我们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最根本的是要表现今天中国人的情感，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认真研究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存在的问题，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要创作出真正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美术作品。

此次座谈会主题鲜明、研讨问题集中、学术气氛热烈浓郁。正像主持人尚辉总结的那样，今天我们齐聚一堂，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尤其是着眼于从当下的角度、从今天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理解《讲话》的精神和内涵。这种纪念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形态上，更为重要的是落实到如何推进当下的美术创作上。学习《讲话》精神，践行《讲话》精神，推进当代美术创作，这就是对于《讲话》发表70周年最好的纪念。